英國在過去幾百年間長期扮演著歐洲大陸“離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最大限度地發揮了對于歐洲和世界的影響力。例如,英國在拿破侖時代支持普魯士、沙俄遏制法國崛起;在一戰和二戰期間力挺法國對抗德國;在冷戰階段與其他西歐國家一道同蘇東集團對峙。脫歐派相信,與歐洲大陸保持適當距離,有助于英國獲取更大的地緣政治利益。此外,在經濟上,脫歐還意味著英國能夠擺脫歐盟高度計劃的財政政策、農(漁)業政策和貿易保護主義,回歸自由競爭和實用主義傳統。
從歐盟手中收回部分主權。
從法律上看,區域一體化的過程往往是成員國讓渡部分主權的過程。在脫歐派看來,歐盟統一的政策妨礙了英國主權的行使,讓英國的政策自由度大打折扣,如歐盟統一金融立法不利于倫敦金融業的自由競爭、歐盟的移民政策讓英國社保體系不堪重負等。據英國議會下議院圖書館統計,目前英國60%的法律都由歐盟委員會制訂。脫歐派希望借此次公投完全收回英國主權,捍衛英國利益;相比之下,脫歐派對由此帶來的經濟損失甚至政治損失(如蘇格蘭獨立威脅)并不敏感。
緩解移民和難民危機對英國社會的壓力。
根據歐盟規定,所有歐盟國家公民有權在28個成員國的任何地方生活和工作,英國政府并不享有制定移民政策的自主權。2015年,英國凈移民高達33.3萬人,其中來自歐盟國家(主要是中東歐)的移民人數為18.4萬人,創下新高。近年來,隨著北非、中東國家政治動蕩、戰事頻仍,英國與其他歐盟國家一樣承受了蜂擁而至的難民潮。不少英國人認為,接納大量移民和難民不僅會拖累經濟發展,還會給社會帶來安全隱患。
節省向歐盟繳納的高額“會費”。
近年來,英國穩定保持了歐盟第四大會費繳納成員的地位,歐盟預算的八分之一由英國承擔。2015年,英國支付給歐盟用于向其他成員國轉移支付的金額高達178億英鎊。在脫歐派看來,如果英國退出歐盟,省下的這筆錢可以極大地改善英國政府的財政預算和英國公民的福利。
2、脫歐成本不容低估
從政治上看,隨著冷戰時代的結束和歐洲一體化程度不斷加深,英國已很難在歐洲大陸找到發揮“離岸平衡手”的外交空間。英國脫歐在英國內部還可能重新激發蘇格蘭、北愛爾蘭等成員脫離英國的政治熱情和信心。從經濟上看,英國脫歐帶來的成本同樣巨大。除短期面臨的英鎊匯率大幅波動外,中長期影響包括以下幾方面:
倫敦金融中心地位將面臨挑戰。
倫敦是歐洲和全球領先的金融中心之一,在外匯和證券交易、海事和航空保險、債券保險和交易、銀行間拆借等國際金融市場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同時,根據歐盟現行金融管理制度,位于倫敦的銀行機構可向歐盟所有成員國客戶無差別地出售金融產品和服務,僅此一項的每年營業額就達200億英鎊,對歐盟實現金融服務順差160億英鎊。相比之下,非歐盟成員瑞士雖然與歐盟建立歐盟自由貿易區,但其金融機構不能直接向歐盟成員國出售金融產品和服務,而必須在歐盟成立子公司。英國脫歐后,部分外資銀行很可能不得不重新在歐盟其他成員國設立子公司或分支機構。
英國進出口貿易將受到沖擊。
歐盟是英國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和進口來源地。英國對歐盟其他國家的出口占到英國總出口的44%,從歐盟其他國家的進口占英國總進口的54%。脫歐將使英國近一半的進出口貿易面臨新的壁壘風險。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測算,脫歐后,如英國與歐盟之間重新確立世貿組織最惠國(MFN)規則,則英國總出口仍將比現在減少8.1%,對歐盟出口減少5.8%,從歐盟進口減少9.4%;如英歐之間確立的是自由貿易協定(FTA)規則,英國總出口將比現在減少6.4%,對歐盟出口減少3.1%,從歐盟進口減少6.3%。
英國外資流入規模將縮小。
2014年,英國FDI存量中48%來自歐盟國家,相比之下,來自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分別僅占24%和28%。脫歐后,英歐經濟關聯度將逐步降低,英國面臨的投資壁壘也將升高。短期來看,英國脫歐將使英國資產風險溢價上升,投資者信心、消費者信心和商業信心都會受到影響;長期來看,與歐盟單一市場脫鉤,英國的投資吸引力將日漸喪失。不僅外資公司,甚至部分英國本土跨國公司都可能會考慮將其地區總部或重要部門遷往歐洲大陸。
英國經濟增長將受到拖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6月公布的研究報告指出,如果英國選擇留在歐盟,英國今明兩年經濟增速預計分別為1.9%和2.2%;如果英國離開歐盟,在影響較小的情形下,今明兩年經濟增速預計分別為1.7%和1.4%,而在極端情形下,今年增速預計僅為1.1%,明年增速將降至-0.8%。OECD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同樣認為,脫歐后,2016-2018年英國每年國內生產總值將損失0.5個百分點,到2020年,英國的GDP比未脫歐情景下要低3%。
英國經濟版圖有可能逐步萎縮。
從此次脫歐公投結果來看,英格蘭、威爾士脫歐的民意更為強烈,而蘇格蘭、北愛爾蘭民眾多數傾向于留在歐盟。公投結果可能進一步激化原本已經敏感的英國國內地區間矛盾,擴大分歧。如引發蘇格蘭、北愛爾蘭舉行獨立公投并獲成功,不僅將在政治上重挫英國,在經濟上對英國同樣打擊巨大。一個版圖更小的英國不但意味著更小的經濟總量和更單一化的經濟結構,也意味著其承受風險能力更弱,未來將遭遇更大的經濟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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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歐盟而言,英國脫歐不完全是壞事。在排除“離心離德”的英國后,歐盟的決策效率很可能隨之提升。根據“集體行動的邏輯”理論,集團成員的數量越多,組織和談判成本就越高,行動力將逐步下降。歷史上,英國曾經于1961年、1967年、1971年三次申請加入歐共體(歐盟前身),前兩次均遭到時任法國總統戴高樂的否決,正是基于這一擔心。
英國一直將自己定義為歐洲之外的全球大國,對于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態度相對消極,不但抵制加入歐元區和申根協定,在1980年代要求會費折扣和2011年歐盟修訂《里斯本條約》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也表現出與其他歐盟成員格格不入的態度,導致歐盟經常不得不遷就英國或暫時擱置討論。但與上述積極影響相比,歐盟承受的脫歐消極影響可能更多、更大一些。
在經濟上推動歐盟趨向保守封閉。
從經濟角度看,英國在歐盟內部一向被視為“經濟自由主義陣營”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德、法的高度集權、意識形態歧視及部分“新歐洲”成員的貿易保護主義。英國脫歐后,德、法在歐盟的主導性影響力將進一步強化,同時受某些中東歐國家的推波助瀾,歐盟的經濟貿易政策或由平衡趨向保守。特別是在全球經濟復蘇緩慢的背景下,歐盟很可能滑向貿易保護主義。
在政治上削弱歐盟國際地位和影響力。
英國脫歐后,歐盟內部僅剩法國一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西方世界將由過去的大致對稱的跨大西洋雙邊關系重新回歸“一強兩弱”的美英歐三角關系。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可根據其戰略需要,靈活地在英、歐之間選擇合作伙伴,歐盟的國際地位和軟、硬實力都將受損,在國際政治、經濟、安全等全球治理問題上發揮作用的能力將受到削弱。
歐盟一體化形象將受到沖擊。
歐盟曾被國際社會公認為最成功的區域一體化組織,但近年來,在次貸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希臘債務違約、難民危機、恐怖主義威脅等一連串挑戰面前,歐盟各成員國為維護自身利益原因無法協調立場,難以擰成一股繩。此次英國選擇脫離歐盟無異于雪上加霜,意味著二戰后歐洲主要國家建立的政治經濟合作機制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歐盟的政治和經濟一體化進程也面臨重大考驗。
歐盟的預算能力將受到較大制約。
英國脫歐后將不再承擔向歐盟繳納會費的義務,歐盟可能出現10%-15%的預算缺口,由此將引發一系列嚴重后果。一是歐盟擴張的速度將大大減緩。冷戰結束后,歐盟吸收了大量中歐、東歐和南歐國家作為新成員,成員數量膨脹至28個。為拉平成員國之間的差距,德、法、英等西歐和北歐國家承擔了經濟“輸血”義務。隨著英國的離去,歐盟短期內已無力繼續擴張,阿爾巴尼亞、塞爾維亞等候選國加入歐盟的進程或將放緩;二是歐債危機可能重新發酵。在上一輪歐債危機中,歐盟與IMF、歐洲央行共同為希臘提供了2400億歐元救助資金。英國脫歐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歐盟對成員國再次提供大規模救助的能力;三是其他會費凈繳納國將被迫分擔英國的出資額度,這有可能會進一步激發其國內的不滿和新的政治動蕩。
英國脫歐可能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但真正能脫歐的可能僅限于英國。
如前所述,英國脫歐會使歐盟在全球范圍內的主導地位遭受重擊,歐盟財力也將捉襟見肘,這將大大削弱留在或加入歐盟的吸引力。如外界觀察到英國脫歐后并未陷入太大麻煩,則更多國家可能會就退出歐盟或歐元區舉行全民公投。早在今年6月,瑞士聯邦議會已通過決議,撤回瑞士24年前加入歐洲聯盟的申請。接下來,瑞典、荷蘭、丹麥等歐盟成員國內部都可能出現公投脫歐的呼聲。但從實際情況來看,多數國家并不具備英國脫歐的深厚民意基礎。就政治和經濟情況看,也沒有幾個國家具備英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際政治地位,脫離歐盟很可能得不償失,難以得到國內廣泛支持。
需要強調的是,英國脫歐既并不表明歐洲一體化的失敗,也不表明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的失敗,只是前進道路上的一小段彎路。進入21世紀以來,無論是經濟全球化,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均遭遇了階段性挫折。如世貿組織(WTO)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目前都面臨來自內外部的改革壓力;而東亞的經濟一體化也因地緣政治問題陷入暫時停頓。從長遠來看,區域一體化仍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趨勢之一,它有助于降低關稅成本、貿易及投資壁壘,增進區域內國家的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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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歐盟相關規定,英國脫歐公投成功后,英國政府將在歐盟峰會上正式向歐盟提出脫歐申請,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項條款,將有兩年過渡期與歐盟開展相關經貿協定的談判。因此,更嚴重的沖擊(如企業和金融機構大舉外遷)或許并不會立即出現。同時,英國國內民眾、歐盟及其成員國、全球金融市場也需要一段觀望期和思考應對期。這一期間,英歐關系的走向值得關注。
一是英國議會不太可能直接顛覆公投結果,舉行第二輪公投也缺乏法理基礎。
有觀點認為,英國的全民公投結果本身不具備法律強制力,由于執政黨保守黨和最大反對黨工黨均支持留歐,且兩黨在英國議會占據多數席位,因此,接下來英國議會完全可能否決公投結果。理論上的確有可能,但現實中這種擔心似乎很難成立。
首先,英國在一開始就選擇了公投(直接民主)而非議會表決(代議制或間接民主)這一形式來決定是否脫歐,表明脫歐事關重大,政府和議會均無力承擔相應責任和風險。
其次,議會事后否決有違主流民意和程序正義。一般而言,如果英國議會要阻止某項公投,往往會在事前就否決,而不是等到公投結果出來后。
例如,2011年10月,英國下院即否決了要求在2013年5月前舉行脫歐公投的動議。2015年,英國議會以壓倒性優勢通過了脫歐公投法案,表明英國立法體系已決定支持公投并愿意接受公投結果。如今公投結果已出,議會如再否決公投結果,既是與當前多數民意背道而馳,也是對此前議會決議的極大不尊重,兩者都將嚴重侵蝕英國議會及議員的公信力。其結果是,英國以后再舉辦任何公投將不會再有人響應。
從卡梅倫在公投后宣布辭職時發表的聲明來看,他也僅表示將由新任首相決定何時啟動與歐盟開展脫歐談判,并未提及公投結果還需經由議會認可。事實上,議會能夠付諸表決的是英國政府與歐盟的談判結果,但考慮到這一表決內容同樣事關重大且爭議巨大,再次付諸公投而非由議會直接表決的可能性更高一些。
由于脫歐問題涉及龐雜,需要英國政府與歐盟及各相關成員國進行漫長談判,在新協議達成前,原來的規則仍然適用。因此,英國政府和議會很可能會采取拖延戰術,盡量將過渡期拉長,甚至可能超過歐盟規定的兩年談判期限。但拖延戰術無法長期“糊弄”英國選民,后者有能力通過選票將支持脫歐的政黨和議員選上臺。
就此意義上說,脫歐民意將顛覆英國政府和議會,而不是相反。同樣,部分英國民眾在公投后要求舉行第二輪公投也缺乏法理上的“可追溯性”,難以得到英國政府和議會的支持。
二是歐盟很可能對英國實施適度“懲罰”,但太過嚴厲會拖累經濟增長。
對于英國而言,脫歐公投絕不意味著與歐洲大陸切斷經濟聯系。相反,英國希望一方面減少來自歐盟體制機制方面的束縛,另一方面又能仿效挪威的“歐洲經濟區”成員模式或瑞士的捆綁條約模式,與歐盟建立緊密經貿聯系。但英國脫歐畢竟不符合歐盟的整體利益,如果英國不付任何成本地隨意進出,將鼓勵另外一些成員國效仿,最終有可能導致整個歐盟和歐元區逐步解體。有鑒于此,歐盟勢必對英國進行適度“懲罰”。
不過,鑒于當前全球經濟正處于脆弱復蘇的敏感階段,歐盟對英國的“懲罰”應當不會太過嚴厲,更不可能全面阻斷雙邊經濟金融往來,否則難免出現兩敗俱傷的局面。目前,德、法正在草擬27個歐盟成員國應對英國脫歐指引,內容可能包括:禁止英國參與歐盟的脫歐談判;英國在兩年時間內可能被排除在歐盟決策機制外,并可能被降格為候選會員國,不能再出席歐盟會議等。同時,歐盟在英國脫歐后重新簽訂貿易、金融、投資、科技等合作協定時,也會設置各種門檻。雙方最終采取瑞士模式的捆綁協定可能性較大。
三是英國將更加重視發展與英聯邦及非歐盟國家的關系。
目前,英聯邦共有54個成員國,人口和面積遠超過歐盟。英國加入歐共體(歐盟)后,對英聯邦的一體化關注度下降。根據脫歐派的構想,英國脫歐后,英國與英聯邦成員的特殊關系將為英國帶來更為廣闊的貿易和投資前景。此外,英國還可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拉美新興經濟體簽訂新的貿易協議。
四是英國無法完全脫離歐洲,未來英國理論上仍有可能回歸歐盟。
歷史上,英國加入歐共體僅兩年后,就于1975年舉行了首次脫歐公投,最終67.2%的民眾選擇留下。可見,在英國內部歷來就有融歐與疑歐兩種聲音,只不過在不同歷史階段,兩種聲音存在消長變化。即便此次英國脫歐,也絕不意味著英、歐徹底分道揚鑣。歐盟不可能真正切斷英歐在政治經濟領域的緊密合作,雙方將補充簽訂大量協定以保持各層面交流合作。
未來隨著人口年齡結構變遷及歐洲主義回潮,英國完全有可能重新謀求加入歐盟。不過,下次英國重新加入歐盟時,此前的各種特權和特殊待遇將不復存在。英國必須接受加入歐元區、申根協定及繁瑣的談判過程,并放棄現有對歐盟會費折扣等各種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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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短期來看,美聯儲加息進程和各國貨幣政策、匯率政策都可能受到一定沖擊。
美聯儲主席耶倫近期在出席參議院銀行委員會聽證會時指出,英國脫歐將對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美國經濟、勞動市場和通貨膨脹等造成沖擊和影響,美聯儲需確定英國公投結果不會帶來震蕩,才會考慮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因此,今年下半年美聯儲很可能將延后加息或降低加息頻率。
對于歐元區、中國、日本等全球主要經濟體而言,其貨幣政策也都受到一定沖擊,被迫做出相應調整。此外,由于英國脫歐還將導致各國匯率政策出現錯位。預計今年9月在中國杭州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上,各國會將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協調作為重點內容。
長期來看,英國脫歐還將帶來波及全球的貿易轉移效應。
與英國有著密切貿易和投資聯系的歐盟國家,如愛爾蘭、塞浦路斯、馬耳他、荷蘭和比利時等可能出現進出口大幅波動;中國、韓國、俄羅斯、土耳其等非歐盟國家或將從英國脫歐中分一杯羹;作為脫歐后的替代政策,英國強化與英聯邦其他成員國的經濟一體化也將使不少英聯邦國家獲益;但英國脫歐可能影響到美國正在積極推動的“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談判,由于英國與歐盟之間關系短期內未定,美國很可能不得不推遲或延長TTIP談判。
從經濟全球化的角度來看,英國脫歐盡管會對歐洲一體化帶來沖擊,但某種程度上是有利于全球化的。
1990年代以來,區域一體化在世界范圍內蓬勃開展。研究表明,區域化不能簡單理解為全球化的階段性產物,也不一定會對全球化起到促進作用;過于封閉和強調區內國家利益的區域化反而可能成為全球化的阻礙,造成數量更多的、規模更大的、更加難以協調和處理的區域間、區域和國家間沖突。
例如,近年來,歐盟在全球溫室氣體減排、鋼鐵反傾銷、農產品貿易等問題上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就產生了頻繁沖突。英國脫離歐盟的決策束縛后,如回歸自由貿易和實用主義傳統,很可能會成為支持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在推動世界貿易體系和金融體系改革中發揮更積極作用。
2、對全球金融市場的影響
短期內,英國脫歐將對主要國際貨幣造成沖擊。
英鎊、歐元出現階段性貶值是大概率事件,美元、瑞士法郎、日元很可能將成為重要避險貨幣,被迫快速升值。人民幣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國際避險貨幣,但美元升值將推動人民幣相對貶值。此外,基本金屬期貨等風險資產價格下跌,黃金等避險資產價格將上升,全球股市也將出現不同程度的震蕩。
長期來看,最重要的影響是歐洲和全球金融中心格局面臨重新洗牌。
具體表現為倫敦金融中心地位相對下降,歐洲大陸其他金融中心趁機興起。倫敦調研公司Z/Yen Group今年4月最新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顯示,除倫敦外,蘇黎世、盧森堡、日內瓦、法蘭克福、巴黎等歐洲大陸城市均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重要金融中心,愛爾蘭首都都柏林也被許多國際金融機構視為一個新興的金融中心。
其中,蘇黎世、日內外所屬的瑞士并非歐盟成員,其金融服務難以無差別地輻射到歐盟境內,可以首先排除;盧森堡、巴黎、法蘭克福、都柏林等從中獲益的可能性更大。而英國為了避免這一趨勢出現,在脫離歐盟后,也一定會實行更為自由開放的金融監管措施,提供更優惠的稅收環境,來挽留并吸引歐盟以外的金融機構和金融資金,鞏固倫敦金融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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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國脫歐對中國的直接影響較小
如英國脫歐引起匯率和金融市場動蕩只是短期現象,則脫歐對于中國的直接影響不大。考慮到中國的經濟體量和國際地位,無論是英國還是歐盟,未來與中國的貿易和投資往來只可能進一步深化,而不會出現明顯下降。唯一的變化只是歐盟在名義上從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變成第二大伙伴,美國上升為第一大貿易伙伴,其他實質性影響不大。
2、英國脫歐不符合中國原有戰略意圖
未來中國借助與英國日益密切的關系影響歐盟對華政策的空間受限。
在亞太地區受到美日聯合擠壓的情況下,近年來中國著力與英國發展日益密切的政治經濟關系,希望將其打造為在歐盟內部的首要伙伴和重要支點,從而在解禁軍售、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等一系列“老大難”問題上獲得突破。2015年3月,英國在西方國家中率先宣布將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隨后德國、法國、意大利、瑞士等國也紛紛跟進。
中國企業和中資金融機構以英國為橋頭堡進入龐大而高門檻的歐洲市場將變得困難。
許多中國企業和中資金融機構投資相對自由的英國經濟,試圖以此作為跳板和輻射點進入擁有5億多潛在消費者但監管嚴厲的歐盟市場。如果英國脫歐,中國打入歐盟市場的重要貿易、投資和金融服務通道將受到一定阻礙。
以倫敦金融中心為平臺加速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可能不及預期。
倫敦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為中國在歐洲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熟悉國際金融市場規則提供了重要場所。根據最新的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數據,英國今年4月超越新加坡成為僅次于中國香港的第二大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市場份額達到6.3%。2015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在倫敦成功發行50億元央行票據。2016年5月,中國財政部也選擇倫敦首次在香港以外地區發行了離岸人民幣國債。2013年以來,工行、中行等中資機構先后在倫敦發行了人民幣債券。英國脫歐后,隨著中國企業和中資金融機構在歐洲分散布局,倫敦能否繼續成為歐洲人民幣的最大集散地將成未知數。
動蕩的歐洲和全球金融市場不符合中國利益。
英國脫歐前,歐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英國脫歐將令英國和歐盟雙雙受到削弱和沖擊,為中國帶來一定不確定性。同時,英國脫歐的影響如果失控,引發更深層次的危機,如導致全球金融市場長時間動蕩或引發系統性風險,對于處于“三期疊加”背景下艱難轉型的中國經濟顯然也是極為不利的。
3、英國脫歐可能給中國帶來新的戰略機遇
盡管英國在脫歐后會受到一定沖擊,但英國仍是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是G7的重要成員,在西方國家中仍具有重要地位和代表性。對于中國而言,英國脫歐同樣意味著新的戰略機遇。
一是脫歐后,出于政治和經濟交往多元化的考慮,秉承自由競爭和實用主義的英國勢必強化與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的關系,以彌補脫歐帶來的損失。中英雙方在當今許多重大國際政治經濟議題上或許能找到務實的合作機會,包括分享綠色減排技術、推動新一輪全球貿易談判、加快IMF改革等。
二是英國在解禁軍售、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等方面享有更大的自主權,或能提前做出突破。
三是英國在脫歐后,為應對歐洲大陸金融中心的競爭,將實行更為自由開放的金融監管措施,同時在與歐盟談判中也會盡可能爭取對其有利的貿易、投資和金融政策,中資企業和中資金融機構也將從中受益。
四是未來一段時間,英國企業和資產很可能受到一定沖擊,價格會相對下降,為“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和中資金融機構提供了更多的并購機遇。